杨一鸣退后两步看看，又往左挪了两步看看，再往右挪两步看看，最后凑上前去仔细地在一层层的颜色后面找作者的签名。终于，在纸的右下角，透过凌乱的黄色和黑色线条，他看到一个被压住的名字：徐霖。
杨一鸣有点儿诧异，他以为作者是不会署上姓名的，这个“徐霖”显然超出了他的预设范围。杨一鸣眯着眼睛仔细看了看，又找出了一个时间，这幅画画于八年前。杨一鸣遗憾地咂咂嘴，他倒是挺有兴趣见见这个“徐霖”的。
杨一鸣掏出手机来给这幅画拍了张照片，继续沿着走廊继续溜达，走了半条走廊后他忽然站住了脚。
夏天的阳光透过走廊一侧的窗户泼洒进来，杨一鸣觉得这阳光刺得他眼睛疼，他眯着眼睛想了想，转过身子大踏步地走回去又站在了那幅画前。他凑近那幅画，一寸一寸地找着，在一堆凌乱的线条和浓重的色块间寻找蛛丝马迹，终于在距离“徐霖”这个签名不远处的一块黄色区块后面看到了浅浅的笔画，那是用铅笔写的，八岁。
八岁？杨一鸣轻轻地笑了一下，再看看作画时间，决定去碰碰运气。
杨一鸣找到院长开门见山地问她记不记得八年前福利院里有个叫“徐霖”的孩子。院长想了一下摇摇头，又打开电脑查了一遍，然后肯定地告诉杨一鸣，院里没有这么一个孩子。
果然！杨一鸣心里有点儿得意，他就知道这个“徐霖”不是个真名。
“那这幅画是谁画的您有印象吗？”杨一鸣把手机递了过去。
老院长举着手机，仔细地看了半晌终于还是摇摇头。
虽然杨一鸣料到了这个结果，可还是有点儿失望。
“这样吧，我给你问问宣传科的，走廊文化墙的布置一直是他们在负责。”说完，老院长打了一个电话，不一会儿宣传科来人了，那人看了半晌，又把画拿回科里去问了一圈儿还是未果。他满是歉意地说：“真抱歉，这画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都记不得了。”
“杨老师，您问这个干嘛？”院长好奇地问。
杨一鸣随意地说：“这画挺有意思的，挺符合心理学上的某些现象，所以我想见见本人。不过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问题，找不到也没关系。”
“你说，这是八年前的画？”院长又仔细地看看这画，颇有把握地说，“这肯定能找到，这画我看着也就是八九岁的孩子画的吧？一般福利院的孩子会待到十八岁，这么说起来，这画的作者也就十六七岁，现在应该还在院里，我让老师去给你各班问问，应该是能问出来的。”
杨一鸣想起那画上的写的年龄，不置可否地笑了笑，他心里明白，这个孩子十有八九是找不到的。
“不过这孩子干嘛用个假名呢？”院长疑惑地说，“是不是想起个艺名啊，当初收这画的时候老师也没留神。”
杨一鸣：“院长，我就是一时好奇，您也别忙了，八年前的画，估计那孩子自己都记不住了。大热天的，也就别折腾老师和孩子了。”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院长忙不迭地点头表示同意。
周五，咨询结束后已经五点多了。杨一鸣把最后一个孩子送出去之后，伸了个懒腰。这间简陋的心理咨询室正好朝西，这会儿太阳透过窗户直直地射在他的裸露在外面的胳膊上，竟然有些发疼。空调的温度已经调到24度了，可完全无法让房间凉快下来。
要怎么回家呢？杨一鸣有点儿头疼。
今天他的车正好限行，福利院和自己的家在城市的两头，需要倒三趟公交车，在晚高峰时段，至少要两个小时才能到家。可要是打车回去……那得多少钱啊！杨一鸣根本就不会考虑这种烧钱的出行方法，他决定等天再晚点儿，凉快了也错过了晚高峰再搭公交车回去。于是，杨一鸣晃悠到走廊里，打算把一楼到四楼挂着的画再看一遍，然后把资料室里的那些心理档案看完。
儿童福利院里的孩子心理完全健康的不太多，没事儿多了解一些就当是收集个案了，没准还能写出一篇论文来呢。对于自己这种技术职业，发论文就是勋章，多多益善。
就在杨一鸣溜达到一楼大厅时，发现二十几个孩子呜呜喳喳地闹作一团，一个四十来岁挺和气的男人好脾气地说：“别闹别闹，再闹就不带你们去了。”
杨一鸣撇撇嘴，您那威胁说的柔情蜜意的，谁信啊。
果然，那几个小崽子闹得更欢实了。
“这是要去哪儿？”杨一鸣随口问。
“游乐园，”男人笑一笑说，“说好了带他们去参加周末狂欢夜夜场的。”
“这大热天的。”
“孩子嘛。”男人摇摇头，带着几分宠溺看着那些闹得沸反盈天的孩子。
杨一鸣忽然灵光一闪，他看看福利院门口停着的那辆大黄海，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来递过去：“来根烟？”
男人摇摇手，指指墙上，一张醒目的禁烟标志贴在那里。杨一鸣讪讪地把烟收回去，堆起客气的笑容问：“那，您这是开车送他们去？”
“对。”
“那，我能蹭个车不？”杨一鸣笑出一副“咱俩谁跟谁啊都那么熟了”的姿态来。
“行啊。”那人也是个干脆的，“还有空座位，不过我只能把你放在游乐园门口。”
“没问题！”杨一鸣高兴了，游乐园距离杨双明家很近，他溜达着就能过去，还能蹭一顿晚饭，吃完饭要么在姐姐家借住一宿要么央求姐夫开车送他回去，反正都是占便宜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