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说是发配，是因为在二十多年前的十九世纪末，欧洲的学术中心地位更加不可撼动，美国已经算是不入流的小表弟，加拿大和美国比起来，则是更加的不入流。
到二十多年后的现在，对这件事卢瑟福还一直耿耿于怀，始终认为是卡文迪许实验室的排外情绪作祟，欺负他是一个外国人，阻碍他在剑桥获得教职。
不过在麦吉尔大学，卢瑟福倒是因祸得福，他聚集了一批富有活力的合作者和学生，开展了不少有创造性的科学研究。
陈慕武在论文开篇提到的几个名字，亚瑟·伊夫、大卫·弗洛兰斯和约瑟夫·格雷，都是卢瑟福在大洋彼岸时期的伙伴。
对于这几个人的研究，他也或多或少的有所了解，其中就包括这个伽马射线的散射问题。
从1904年散射后的伽马射线变软现象被伊夫发现，到1913年格雷重做试验得到了准确的结果，虽然期间卢瑟福离开了加拿大来到曼彻斯特大学任教，但他一直关注着这个实验，和麦吉尔大学之间的通信从未间断。
实验事实明确地摆在物理学家面前，可就是找不到正确的解释。
爱丁顿送来的这篇中国人的论文，竟然给出了这桩物理学悬案的理论解释？
卢瑟福迫不及待地继续读了下去。
论文不长，理论知识也不复杂。
虽然陈慕武还考虑了相对论效应，但是低能自由电子的相对论效应并不明显，完全可以忽略掉。
读到论文的结尾处，又让卢瑟福有些许感动。
原因不是这个中国人在最后附上了他设计的实验，方便读者参考。
而是陈慕武直言中国没有实验条件，只能请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们帮忙验证这一点。
这让卢瑟福有些心酸，因为他年轻时也对贫穷感同身受。
卢瑟福出生在新西兰，有很多兄弟姐妹，他的父亲是一名工人，母亲是小学教老师，微薄的薪水养活一大家子已经很不容易，根本供不起每个孩子上学。
卢瑟福的人生轨迹本来也该是成为一个新西兰农民，但二十四岁时收到的一笔奖学金改变了他的命运。
据说听到这个消息时，卢瑟福正在地里挖土豆，他高兴地把手里的铲子扔到地上，高声喊道：“这是我今生今世挖到的最后一个土豆啦！”
从报纸上的新闻中，卢瑟福知道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
他从这篇漂洋过海寄来的论文、从这个中国人身上看到了当初自己的影子。
他没有理由不助这个身处困境但敏而好学的年青人一臂之力。
卢瑟福拿着论文走出自己的办公室，找到了自己的学生兼助理查德威克：“詹姆斯，我需要你尽快收拾出一个空房间出来，我们有一个新的实验要做。”
“是的，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