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就在这样风趣的氛围中进行着。
忽的，沙汀老爷子捏着《红高粱》的稿子，操着浓浓的巴蜀口音，忽然提了一句：
“这篇小说里有些描写是不是有点问题？”
沙汀老爷子声音不是很大，但每个人都很专心的听。
“你比如说这几句。
‘马上的日本人都坐得端正，腰挺直，头微仰。一张张脸都被阳光照得白花花的，分不清鼻子眼睛。’
‘二十几匹日本大马驮着日本兵，摆成两路纵队，水一样漫过来，但日本马队队形整齐，大马探着头，迈着小碎步子，一匹追着一匹跑’
‘日本兵齐刷刷举起了耀眼的、窄窄的长刀，嗷嗷地叫着，旋风般卷过来。’”
沙汀读了几句，“这样的描写，我总觉得有点问题，是不是写的这些小日本太威风高大了？
这些日本人的进攻怎么能像旋风？而且还是齐刷刷的举起刀，有种训练有素的滋味。”
沙汀越说，会议室里氛围就越浓重，很多人都深以为然，点头赞同了沙汀老爷子的说法。
毕竟江弦这种写法实在和时代相背。
在过去，现实主义的写作里，角色一般就只有两种面孔，一种是坏人，一种是好人。
坏人就要坏的明显，要看上去猥琐肮脏龌龊。
好人也要好的明显，要看上去高大威猛正气凌然。
因此有了个说法叫“三突出”，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嗡嗡嗡时期，文艺创作必须严格遵循“三突出”原则。
不管电影里还是话剧里，甚至小人书上，好人都必须红光满面，高大威武。
如今嗡嗡嗡虽然结束了，不过对文艺创作带来的影响却还像一座大山。
像是《红高粱》之中写一个日本鬼子的外貌。
“他们的脸都像刚从锅沿下揭下来的高粱面饼子一样，焦黄、暗红，美丽、温暖，漂亮又亲切。”
“面容清癯，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个口齿伶俐、见多识广的读书人。”
这就看起来相当的大逆不道。
“对于沙汀同志的疑惑，我分两点来解释。”
江弦开口道：“先，我写小鬼子队形整齐，进攻就像是旋风，这样的描写是不是会写的小鬼子威风高大呢？我认为是的。”
会议室里顿时陷入沉寂，很多人难以置信的看向江弦。
沙汀指出小说里的这些问题，江弦完全可以说是他一时间疏忽，没有考虑周全。
但要是主动承认自己想这么写，这可就有问题了。
有大问题。
江弦自顾自接着说：
“我虽然没经历过那场战争，但我始终不认为日本鬼子的作战素质很差。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非常强劲和凶残的对手，是一个不好对付和棘手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