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那里，烦躁的喝着剩下的酒。
也许是因为我吐得太恶心，老板娘没多久就过来下了逐客令。
老板娘拿了一张单子压在我桌上，“这位先生，麻烦付一下钱，我好打扫一下。”
我瞥了眼印了好几个油印的单子，苦涩的笑了一下，这就是亲戚，这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他卸磨杀驴，还不忘薅一把羊毛。
我拿出手机付了钱，然后拎着酒瓶子往外走。那时已是初冬，西北风已经抵达南方，冷气裹着湿漉漉的气息钻进我的衣领里。
我摇摇晃晃的走在那条满是银杏树的路上，十一月的银杏，剩几片叶子零星的挂在枝丫上，路灯整片整片的落在我身上，我的身影左右摇晃，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最后，我还是给文宿打了电话。
但是，电话没有打通。
我想，她大概是没有原谅我。我坐在路边的落了叶的银杏树下，将整瓶的酒灌进胃里。
第二天，我是在医院醒来的。
据护士说，我是被巡特警捡到医院来的。
我坐在医院的病床上，脑袋沉得像水泥一样。满身的酒味，从皮肤毛孔往外散。前一天的事再次在脑海里浮现。
趁着手上插着吊针，我拍了个视频给文宿，然后靠在病床上，等文宿的电话。
因为太难受，我请了一天假。
一天的时间，我全部用来等待文宿的消息，从早上到中午，从午后到深夜，时间在一次又一次点开微信中流失。
一天结束，零点的字样在手机屏幕上擦过，文宿的对话框，还是那句话。
〔你什么时候想安定下来，我随时可以。〕
我躺在床上，痴痴的看着窗外的夜色辗转反侧，握反复回想自己走出文宿家的样子，并一次一次的猜测文宿对我的态度。
文宿恐婚，是我最后的结论。
她对我还是有感情的，因为没有感情，是很难动情的亲吻缠绵。
没有感情，也不可能让我出入她家。
说到底，我还是特别的那个。
确认这一点，我从床上坐了起来，给文宿打了电话。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打到第五个，电话接通，文宿疲惫的声音从听筒里飘出来，“喂……”
她说话的时候，大口呼气，像是刚跑完步累坏了了似的。
“文宿，你在家吗？”我想去找她，我想告诉她，我不逼她了，我想跟她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