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悄悄话的最好时机。
吴俐是个极度理性的姑娘，总能精准地够判断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
所以，她开口得非常干脆。
“项目是我五年前参与的，跟着我大伯，也就是你的主治医生。”
吴俐说，“小杨有跟你说过，他正常情况是不下临床的吧？”
游惑点了点头。
吴俐说：“我最初听说他给你治过脑伤和眼伤，非常意外。但后来想到你的记忆状况，再想起那个项目，就不意外了。”
“我当时还在读博，专业能力比现在差不少，完全没想过会进那个项目组，因为大伯对我的要求非常高。以他的标准来说，我是没资格参与的。”
吴俐回忆道：“后来过了两年我才回过味来，他那时候应该是需要一个可以完全信任的帮手。”
当时的吴俐年纪不大，资历也浅。说是参与项目，其实自始至终都徘徊在外围，从没有接触过核心。
“我要做的就是一些观察性研究，研究对象是一群——”她斟酌了一下，用游惑他们容易理解的方式说：“大脑受过**型性干扰的病人，就跟你们两位的状况一样。”
她指向游惑，又指了一下秦究。
“那批病人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跨度很大。我以为是项目组征集的志愿病患，用来研究新的治治疗方法。”
最初，吴俐没有产生任何怀疑。
她每天认真记录那些病人的状况，仔细观察着每一个共同点和不同点，笔记寄了十来本。她虽然接触不到核心研究，但时不时会问一声治疗方法的研究进度。
她断断续续地跟了两年，终于意识到一些问题。
“先是病人的身份。”
吴俐伸出一根手指说：“我最初收到的资料有每个病人的基本信息，身高体重年龄等等，其中包含了职业，写得五花八门。但后来我发现，最初的资料应该是不准确的，因为那些病人大多是部队出来的。”
“那时候我还能说服自己，军人的奉献精神比较强，在志愿者里占大多数也可以理解。但后来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吴俐伸出第二根手指：“我观察对象有增加。”
“最初只有6个人，四个月的时间里陆陆续续增加到了14个，之后六个月里多了2个。第二年突然静止，没有新的病人加进来。”
“观察对象增加为什么算问题？”
于闻有点好奇。
吴俐说：“因为样本是很重要的东西，在一个研究周期内，样本变化是大忌，会直接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一般就算要增减也是一个周期结束，得到了阶段性结论之后。”
“况且增减也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四个月加8人，六个月加2？这种加法太乱了，毫无规律。”
于闻“噢”了一声，差不多明白了。
吴俐又伸出第三根手指：“还有最后一个问题——项目中途更换过地方。”
“什么意思？”
游惑问。
“大概第5个月左右，大伯通知我换了一处实验室。到第二年年初，又换过一次。最后一次直接搬到了国外。”
当初的吴俐感到奇怪，这种搬迁已经算得上频繁了。
“而且两年下来，所谓的治疗方案几乎停滞不前，至少我没看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
吴俐说：“我当时隐约觉察到，整个项目都有一点问题。比起研究治疗方案，他们更像在躲什么东西。”
就好像……一边保护那些病人，一边躲避着什么。
“搬到国外之后，我就没再继续参与了。”
吴俐说，“但因为那些疑惑和问题，我一直查找相关的资料，也格外注意大伯的情况。三年下来也有了一点眉目——十多年前，我大伯作为医学方面的专家顾问，参与了某个联合研究项目。结合现在的情况来看，应该就是这个筛选性质的考试系统。参与的主要开发人员既有国内专家，也有国外的。我曾经见过合照。”
“系统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像人工智能突然有了接近于人的思想。出于惩罚或者自我保护的原因，它干扰了一些人的大脑记忆，我的那些观察对象就来源于此，他们不记得任何与系统相关的事情，这就导致大伯以及其他相关人员有点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