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的下午，许久与他没有联系的赵广法进了他的办公室，习惯地先拿出一个笔记本才开口说话：“周书记，明年三、四月份有极大可能会出现卖猪难。”
周胜利知道赵广法在工作中的特点是善于深入调查研究，喜欢用数字说话，虽然他说的是半年多以后的事，但周胜利不会认为他是信口开河，“说说你的理由。”
赵广法打开了笔记本，说：“我从三种迹象中判断出明年这个时候会出现卖猪难。第一，从社会大环境看，自七十年代中期到现在已经出现过两次卖猪难，间隔时间是两年半，当中还有一次吃肉难。”
他用铅笔估笔记本上画了一条直横线，又围绕橫线上下画了一条函数曲线，指着这条曲线说：“最顶点是卖猪难，最低点是吃肉难，每次吃肉难后会出现一次卖猪难，然后再出现吃肉难……两次卖猪难的周期是生猪出栏周期的一点五倍，目前全县生猪出栏周期是十三个月，我推算下一次卖猪难是明年三、四月份。”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第二，从龙山乡来看，全乡现在人均养猪零点六头，高于全县平均水平，发展势头很猛；生猪出栏周期是十个月，低于全县平均时间，有可能下一次卖猪难从我们乡开始。”
周胜利在农业和畜牧业技术方面是内行，但对市场分析远不如赵广法，问道：“卖猪难是不是养的猪多了，少养些不就行了吗？”
赵广法道：“应当说是相对卖猪难，或者说是体制性卖猪难。生猪是纯计划经济体制，咱们县的生猪过剩，可能相邻的县正在出现吃肉难，因为生猪收购不能出县。”
知道周胜利不明白生猪收购不能出县，解释道：“保生猪的真实目的是保税源，生猪屠宰税是农村税收中最大的一块。”
周胜利对赵广法比较了解，觉得他不可能只是来说难的，说道：“别卖关子，有好招就拿出来。”
赵广法道：“生猪不能出县，猪肉罐头属于市场调节，出省都可以，办个肉食罐头厂，现在立项、筹资，进设备，明年三、四月份卖猪难时可以最低价格收购生猪，既可以缓解农民群众卖难的问题，又增加了乡里的收入。”
周胜利问他：“资金问题怎么解决？”
赵广法胸有成竹，“我与我们县公司经理汇报过，他既担心卖猪难，又担心吃肉难，他同意借用生猪收购的流动资金给我们用，条件有两个。”
他掰着指头道：“第一个是罐头厂建冷库时建得容量大一些，能够在卖猪难时多存一些肉，吃肉难时以食品公司的名义多向市场投放一些肉；第二个条件是资金的利息由我们付。”
周胜利说：“筹建罐头厂的任务交给你了，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赵广法笑了，“你学事学得真快呀。”
周胜利说：“你必须兼任罐头厂厂长。”
他感到赵广法抓经济工作比自己强，但自己的权力只能安排他干乡办企业厂长。
赵方法刚走，宣传委员李照亮又进了办公室。
周胜利管的是经济，他管的是宣传，两个人工作上很少有交集，所以交流并不多，李照亮进办公室一定有事。
果然，李照亮坐下闲聊了几句，进入了主题：“咱们乡上报的新闻广播录音经由县广播站编辑、文化部门专业人员和县一中语文老师组成的评委评议，达到自办节目录音水平，明天上午由县广播局副局长兼广播站长孟凡林带着相关人员前来复核。”
周胜利说：“一次录音过关，祝贺你。”
李照亮说：“孟局长是咱们县第一笔杆子，应当由田国光书记对口接待，可是田书记去县党校学习。我给他去了个电话，他说请你帮着陪陪孟局长。”
乡领导之间相互帮忙陪客人的事常有，周胜利答应，第二天上午安排好乡经委的工作就按照与李照亮的约定去了乡广播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