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换的住处是新修的房，才装修好一两年，屋子里的味还没有完全散去，她住进去头晕得厉害，晚上还是睡不着，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公司的同事经常说她脸色不好，劝她去医院看看。
她才来分公司没多久，工作又多又杂，加班到晚上九十点是常态，偶尔回去已经是凌晨。
两个多月以后，她总算抽出时间去医院看病，她不觉得自己有病，只是睡眠不好，可能是到了睡不着觉的年纪，毕竟她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年轻，倒头就能睡着。
她起先不知道应该挂哪个科，想着自己最近背也挺疼，正好看见有骨科，就挂了个骨科看看，医生问了她一些问题，和她说，她这是心理问题，应该去看神经内科之类。
骨科的医生不太清楚心理问题的分类，她听医生的话，稀里糊涂地挂了神经内科的号，结果神经内科的医生和她说，她应该去看精神科，不过既然都挂到他的号了，那他给开点检查，做完检查再开点药也没有关系。
伏修做检查用了三个多小时，大多是在电脑上填一些问卷，她没有轻生意向，也不想跳楼，她只是睡不好，总是做一些奇怪的梦，偶尔会听见耳边有人在叫她，她以为是工作压力太大，但医生和她说，这样的情况已经比较严重了。
医生问她最近有没有受到什么刺激，具体的她一时半会想不起来，医生帮她回忆，问她有没有遭遇亲人离世，工作受挫，或者是失恋。
她忽然想到郁攸，却对着医生摇头，说没有。
医生没有再问，给她开了一些药，有安眠药，叫她回去按时吃，一定不可以中断。
伏修把药带回去，每天只吃安眠药，一开始吃半颗就能睡着，一整天昏昏沉沉，中午躲进卫生间莫名其妙哭，后来安眠药得吃一整颗才能睡着，其他的药她没有吃，睡眠情况没有好转，她渐渐开始相信自己应该是有一些问题。
又一年春末，她回了一趟北京，参加答辩，还有毕业典礼，她在那里待了半个月，除了工作，她开始吃药。
她和郁攸已经很久没有聊过天，关于她的病，郁攸毫不知情，她从没想过要说，也没想过从对方身上寻求慰籍。
从北京回到徐州，她已经吃了一个多周的药，猛然瘦了十斤，公司的同事们突然发现她好憔悴，以为她生了大病，其实她只是三天没吃饭，自从开始吃药，她每天都想吐，没有任何胃口。
大概在规律服药两月后，药物带来的不适开始缓解，在工作和治疗之间辗转，她的精力不够，几次在公司晕倒，从医院醒来，吸着氧还要抱着电脑开会，第二天早上回去洗个澡换身衣服就立马去上班。
那段时间对于她来说仿佛一场漫长的噩梦，过去很久以后再回忆起来，朦朦胧胧的记忆中，就连天空都是乌云密布。
她连带着不喜欢徐州，不喜欢当时她能够接触到的一切，可她也是在徐州得到了一切。
毕业后成为新的研究院院长。
她觉得这事有点草率，甚至可以说是扯淡，而接下来的事情更荒唐。
升任研究院院长第二个月，母公司上司，她莫名其妙分到一大笔股票，总共四十万股，花了四十来万，她花光自己所有的积蓄买下来，公司上市后股票蹭蹭涨，半年涨到二十多块。
她忽然有好多好多钱，曾经一块钱掰成两半用的日子好像还没过去多久，突然这么多钱摆在她眼前，她甚至开始怀疑现在的生活只是一场梦。
如果不是在梦里，她和郁攸为什么会半年没有说过话，如果不是在梦里，为什么她总是一个人躲起来哭，她现在有很多钱，可她根本不会花钱，她想先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却不知道应该在哪里买，在徐州，还是在北京，还是回南方，在她成长的家乡买一套房。
成为一个普通的有钱人以后，伏修照常生活，长期吃药，她的胃和肝都出了些问题，需要经常去医院。
她的工作还是很忙，手底下管着几十号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不再叫她“修修”，转而称呼她为“修修总”，因为她还年轻，喊得可爱一些，再大一点的话，就要喊她“伏总”了。
伏修在徐州待了三年半，才终于回到北京，没有郁攸的北京，她没有太多兴趣，公司计划在成都创建分公司，应该还有两年，她打算跟着过去，不想留在北京。
她在北京依旧租房住，住在海淀区，公司附近，原本坐地铁上下班，第二年石老师也就是公司老板，从朋友那里买来好几辆车，分给手底下的高管，伏修也分到一辆。
她在大学时为了加学分考了驾照，牌照石老师已经办好，停车场就在公司楼下，之后她开始开车上下班，比地铁通勤可以多睡半个小时。
也是从那段时间开始，没有到凌晨，地铁停运，她基本上不能走出公司大楼。
身边的人常说，她是石老师的宝贝，石老师特别宝贝她，恨不得她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她只觉得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梦想着准时上下班，能够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二十七岁的伏修，连周六周日都没有，成日成夜待在北京海淀，偶尔去徐州出差，偶尔去成都出差，偶尔去其他城市出差，到了地方，检查设备，解决问题，提供帮助，随后马上便走，闲时能留下来吃顿饭，但大多时候没时间，在高铁上都要工作，从徐州到北京的路线，从北京到徐州的路线，开到哪段路电脑手机没信号，她都已经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