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不能因为有争议就删，那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本末倒置了，文学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精彩。
在认可了江弦的观点以后，张洁又提出：“戴凤莲这个女性写的很好。”
《红高粱》这篇小说，主题是抗日，但戴凤莲骇人听闻的经历却最出圈
——跟她的杀夫仇人在高粱地里野合！
简单这么一提，可能很多人都会批判这个戴凤莲不守妇道。
可真正看完其中的内容，才会明白她是一个怎样传奇的女人。
戴凤莲从小盼望着一个识文解字，眉清目秀，知冷知热的男人，渴望躺在一个伟岸的男人怀抱里缓解焦虑，消除孤寂。
但命运没有给她那样的机会，父母为了换取一头骡子，将她许配给麻风病人单扁郎。
她没有自怨自弃，她向命运起了反抗。
虽说是一个乡间妇人，但戴凤莲的身上具有温热、丰腴、泼辣、果敢等等的女性美。
她敢爱敢恨，执着的追求自己的爱情。
所以她毅然地与名义上的杀夫仇人而实为救命恩人的余占鳌结合。
在戴凤莲身上写出了一种女性形象向男性的转变。
她有男性的理性，男性的强悍，以及男性的叛逆。
她不像后世的田园女权一样，要求这个、要求那个。
他就像一名雄强的男人，面对命运的不公，面对封建礼教，她要靠自己来为自己争取。
后来为了支持抗日，戴凤莲让唯一的儿子去战场，最后的结局是她自己也玉颜埋没高粱地。
在那样一个封建保守、女性意识受到压制的年代，戴凤莲怎么算不上一个了不起的奇女子？
这是一位真正的女中豪杰，女性中的男性。
所以在小说里给她写了定场诗：
“女中魁戴凤莲，花容月貌巧机关，调来铁耙摆连环，挡住鬼子不能前。”
当然了，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戴凤莲同样有一些人性的漏洞，她所暴露的一些问题，同样是要批判的。
毕竟文学作品的很多角色都是很复杂的，是值得探讨的，不是一句话就能概括完全的，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心目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不出江弦预料，很快就有嘉宾认为不应该写戴凤莲的野合，这样写还是太大胆。
“这三观不正！”
江弦就好像那个舌战群儒的诸葛亮，马上搬出解释的说辞：
“《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16岁被家里安排嫁给大自己2o岁的高官为妻，过上了乏味的无性婚姻，于是出轨。
《包法利夫人》故事内核也近乎相似，都是寂寞少妇出轨走向毁灭。
这些都是享誉世界的名著，他们能这样写，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子写呢？
我个人有个重要的观点，不一定对。
文学作品内容可以三观不正，甚至作家的性格、私生活也可以不正，但一个作家他创作的态度一定要三观正。
就像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他在嘲讽安娜吗？
陀翁写《罪与罚》的时候，他在猎奇杀人犯心理吗？
阅读这些作品，我是能真切地感受到作家背后的态度，那是一种巨大的真诚与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