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六九年我们搬家到爷爷离开，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一直是“水深火热”的，春夏秋冬，只要队里有活，他们俩都会带着我和姐姐一起去干活，不管刮风下雨还是下雪，从不缺勤，因为要挣工分，要活着。
每年年底分红了，多多少少的能分到一点点钱，因为要还盖房子的外债，我们一直是省吃俭用的。
当时除了借外婆家的钱，还借用了村里人的檩子和椽子，这些都是要给人折合钱的。
姐姐八岁的时候，去村里小学开始上学的，那是1971年，课程不多，一般是上午上课，下午去队里做一些适当的农活，比如捡麦穗、打草、秋天的时候捡花生、栗子、白薯，总之是队里有什么活，就跟着做什么。
学校里也有批斗会，不过现在没有人再提爷爷的事情，所谓的“人死债了”，而且继奶奶跟别人“结婚”了，爷爷相当于消失于众人视线中，就当从来没在过，有些人，还是有“善良”的。
这些年，我母亲养猪养鸡，从最初的的养小猪大了之后卖，后来慢慢的养老母猪，等生下小猪过了满月就可以换钱了。
养猪的日子很辛苦，每天三次要给猪弄热食，哪怕就是碎叶子、草沫子、玉米骨头渣子，多少加一点谷糠、麸子、或者从地里耗子洞掏来的粮食。
等猪要产小猪的时候，春夏秋可以在猪圈炕上看着它生，一个晚上一个晚上的陪着。
冬天和早春最惨，要把母猪放到屋子地上，跟我们一起住，定时的把老母猪轰到外面撒尿大便，如果一旦不及时，母猪就在屋子里方便的，冬天又不能开窗，屋子里的味道超级难闻。
家里粮食不多，有野菜的时候，都尽量和野菜搭起来吃的，春天吃pengzi（实际是猪毛菜）、liaoli（灰灰菜）、柳芽子、嫩桑叶尖、还有槐花，这些野菜和玉米面混了，蒸菜窝窝吃。
夏天，猪毛菜和灰灰菜多了，背一筐回家，嫩的自己吃，剩下的给猪吃，生着吃，或者放锅里给弄熟了吃。
有时候，人可以不吃，但是猪必须吃的，而且大多是熟食，母亲说如果母猪养不好，它就不生小猪，就换不了钱的。
我们一家对老母猪，比我们自己都好。
这些年，外婆和外公年龄越来越大了，现在都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只等着到时候分粮食，其实那是不够的。
有一次外婆找到革委会主任，说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怎么办，当时接待她的是姓耿的那位，笑呵呵的不回答，外婆就跟她说，“耿小子，你说不出一二三来，我就去你家跟你父母吃（耿主任的父母和我外婆年龄差不多，之前也是邻居的。），要不就去你家吃，你看着办！”
耿主任一看躲不过，找了队长，队长是田家人，队长说：按照规定，就分那么多，我单独再给她分点？
哪有可能？耿主任想了想，问队长，“你说地里收完秋，会不会有丢的？”
“当然有，生产队收完秋，队里还组织社员捡呢。”田队长有点明白主任的意思。
“那就让大娘没事了捡点地里丢的粮食啊，柴火吧，不然她说他们老两口去我家吃住。”耿主任苦笑，田队长当然知道本家大娘的厉害，找过自己三次了，自己给指到革委会的。
田队长点头，跑回去告诉外婆好消息了。
当时公社的一个新来的主任也在，问耿主任，那个老太太是谁？
耿主任解释，“村里的算孤寡的老太太，就老两口，闺女嫁到邹家庄了，也是穷的叮当响，老两口现在算是五保户，队里分的粮食不够吃，柴火不够烧。”然后耿主任介绍了外婆的三次自杀的壮举，那个新主任想想也就算了，跟一个老太太置气，没啥大的必要。
于是外婆安排外公没事了捡柴火，当然是树枝第一，树皮第一，外公胆子小，不敢捡粮食，于是外婆自己负责捡粮食，偶尔捡到几个花生栗子，也会悄悄的藏起来，可以拿到集市上换钱、去粮站买粮。
那个时候，粮食是从粮站买的，虽然我们村子边有个粮库，不过那是“备战库”，是县里的，一般人都不能靠近的。
田家庄所有革委会的、看场的、护秋的，都知道外婆和外公被特批捡柴火和粮食，没人拦截检查。
外婆和外公的生活有着落，也不用我父亲母亲怎么操心。
姐姐不上学也不需要干活的时候，她就会带着我走路去外婆家，姐姐后来说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才四岁，姐姐九岁，我走不动的时候，还需要她背我，俩人勉强到了，外婆吓一大跳，然后就开始数落母亲的粗心和放心。
姐姐很能干，比一般的同龄人都能干，但是姐姐很倔，个性很强，老因为小事情挨揍，比如吃饭不端碗，说一顿还不端，父亲就会拿筷子另一头敲她脑袋；或者说连续夹两次菜，当场也会被敲脑袋，她不哭也不闹，就是不改，被揍了也不改。
后来听老邻居说过一次，姐姐因为我被揍的很惨的一次。
那时村里有磨坊，但是用粉碎机要交钱的，所以很多人家大都用碾子碾粮食，比如玉米啊，白薯干啊，豆子什么的。
我家别看父亲看粉碎机，他可认真，自家磨也要收钱的。
那次姐姐带我去磨白薯干，想做饸饹汤（gede发音，是用红薯面或玉米面做的，大约一寸到两寸长，开水煮过后过水吃，也可以混汤吃，）她在后面一只手推碾子，一只手拿着笤帚扫碾子，我在前面推横杆，那年我好像才四五岁，没劲，几乎推不动，她就骂我，我也骂她，于是她动手打我，这还没完，她用力过猛，然后我就被挂倒在碾道上，都是石头填的，当时头就磕破了，血流了一脸。
被老邻居看到，赶紧去找人喊我父亲，然后又让人给找一种白色的药面子，给我糊头上的口子上，等我父亲来的时候，我的头已经不流血了，但是口子很长很深，当时应该有一寸吧，父亲当时就把姐姐给踢倒了，也摔在碾道上，不过她没磕破。
母亲也回来了，看到我们俩，气的难过的掉眼泪，把东西收拾好，就回家了。
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我脑门上还有个很长的口子，应该还有两厘米的样子。
以至于后来我们姐妹聊起这个话题，俩人都很委屈，然后还会哈哈大笑。
或许是当年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一家子努力赚来的，所以养成了我们姐妹很独立，很能干，还很逞强，也死要强、超级认真的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