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地方上，为了方便，还是一直合在一起。
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上所有事务都是主官一把抓，分开没有意义。
朱允熥用垂直管理的办法，相对加强其独立性，又禁止主官随意介入，性质就完全变了。
办案和审案判案，才能实现。
一方面，地方主官的任何介入，都有文件和档案呈交上级，说明原由，这也使得他们不敢随意介入。
另一方面，案子不是地方主官审判的，但地方主官仍然有监督之权，一旦现有冤假错案，地方主官就会主动纠正。
这与自己审判，推翻自己是不一样的。
何况垂直管理后，上面的控制将大大加强，也能杜绝地方贪污腐败，或者询私情枉法裁判的问题。
“那法部的人选？”杨士奇问道。
朱允熥微微沉吟，道：“就将周志清暂代法部主官。”
“至于大理寺，其职权也进行调整。”
“日后大理寺主要负责制定律条，以及对不清楚含糊不清，有歧义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朱允熥想过让大理寺转为法部。
在历史上，也正是大理寺这一机构，最终转为了最高法院。
但考虑到垂直管理的问题，大理寺对下面的机构人员毫不熟悉，而从刑部分割出去的法部，则没有这个问题。
且刑部的人，更清楚办案人员是用什么方法进行刑讯，用什么方法办案的，因此在审案判案的时候，反而很容易看出问题来。
大理寺则不如干脆让其变成制定律法和解释律法的机构。
古代对立法工作虽然重视，但他们往往认为一部法律制定出来了，就万事大吉了。
后世千秋万代不改。
这是因为古代长期不变农耕的生活，给人们带来了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
朱允熥很清楚，随着自己持续不断的推进大明变革，大明大跨步走进新时代，社会变化日新月异，法律必须要适用时代的展需求。
立法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现有的《大明律》仍非常粗糙，很多案件的审判，往往是以主官的道德审判为主，带来了数不清的问题。
大理寺的官员，本身就是最熟悉法律法条之人，他们担负其这个责任，也十分合适。
朱允熥阐述了一下自己对立法工作的看法。
“立法要细致，做到凡事皆有法可依。”
“用刑要谨慎，不可量刑过重。”
“另外，以罚代刑，交钱免予处罚之事，自即日起，全面停止。”
“有犯罪而需罚钱者，直接判决罚款即可，但罚款与刑罚不能两相抵消。”
自秦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都有一个非常“优良”的传统。
那就是一个人犯了罪，只要交钱，就可以免予刑罚。
比如，偷盗了二十两银子的财物，按律要仗五十，但他愿意交二百两银子，便可以不用挨板子了。
只有杀人案，造反案等特别重大，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才不能交钱免罚。
这一制度，为历朝历代所采用，大明也不例外。
当然，比起汉朝，大明已经好多了。
汉朝甚至有不少官员被判了死罪，交一笔钱后，便免罪了。
大明已经对很多交钱免罚的范围进行不少限制，但仍然有不少罪，还是可以交钱免刑。
在朱允熥看来，这实在太荒谬了。
法律真成了有钱人的法律。
这一条，非改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