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相公明显要和王相公单聊，这时候留在屋里干什麽？当摆设还是当记录官？
走走走，成天在王相公身边待着不愁没有说话的机会。
苏景殊木着脸拱手告退，生气归生气，该有的礼数不能丢。
如今已是盛夏，午後正是一天最热的时候，庭院闷热不能待，富弼直接带他们去正厅凉快。
吵架是个累人的活儿，在场没有外人，苏景殊也没有绷着，让胡宗愈按住吕惠卿不让他插话，然後搬着椅子到富弼韩绛跟前问他们同不同意老王的想法。
富弼面色微缓，“急于求成，操之过急。”
韩绛也委婉道，“保甲对民间变动太多，需慢慢详议。”
言下之意，都不太赞同。
尤其是韩绛，他兼任参知政事就是因为要管役法变动，年後没出正月就开始忙，忙到现在好不容易要准备试行坚决不能再出问题。
真要因为保甲连累募役，他到时候舍了面子和苏子安一起蹲王介甫家门口哭。
苏景殊稍稍松了口气，都不太赞同就好，刚和老王吵了一架他还以为他错了。
很好，看富相公和小韩相公的意思他应该没错。
韩绛叹道，“下次再有意见可以好好说，别动不动把贬去坐冷板凳挂在嘴边，介甫那人越激越拗，万一真把你打发去坐冷板凳怎麽办？”
人走了没关系，差事怎麽办？
苏景殊撇撇嘴，“当官就是这样起起落落，没坐过冷板凳的官生不完美。”
不知道韩相公会和老王谈些什麽，但是就算他不在场他也知道韩相公肯定不会同意老王这麽干。
那个保甲条例本身就自相矛盾，韩相公当年在陕西也训练过乡兵，他知道民间结甲的前提是什麽，让全大宋的百姓都和边疆一样屯田生存根本不现实。
韩相公非常清楚差役有多压迫百姓，也一直在推进募役法的进行，老王想让他同意募役和保甲并行几乎不可能。
当年在推行青苗法的时候韩相公就一直觉得此法过于压迫富户，强行摊派青苗钱给富户的事情朝廷已经尽力去解决但还是屡禁不止，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民间差役过重导致乡村上等户苦不堪言，再这麽下去民间都快没有上等户这个阶层了，因此差役法不能再拖延。
很多朝臣都说韩相公老是为富人说话是有私心，他後来也问过为什麽，毕竟比起民间富户还是那些贫民处境更艰难，韩相公反复为富人说话很难不让人觉得他是在唇亡齿寒。
然而韩相公的回答却和他想的完全不一样，姜还是老的辣，身为经常到地方赈济灾民的两朝老臣，韩相公很清楚民间富户的重要性。
也是仁宗皇帝命不好，在位四十多年天灾不断，还动辄就是灾民数十万的大灾。
远水解不了近渴，最有效的赈灾永远不是等朝廷的赈灾钱粮，而是发动地方富户慷慨解囊。
本朝商贾地位从贱民升为平民，和地位一同升高的往往还有他们的责任感，无论是商户还是农户都愿意捐钱铺路修桥来换取好名声。
地方遭灾时官府反应不及时，都是那些富户出钱出粮搭棚施粥在支撑，钦差到地方後拿到的赈灾钱粮不够，能及时将空子填上的也是那些富户。
他不是说所有的富户这麽好心，但是以他几十年的赈灾经验来看，再狡诈的商人也会有为了名声而出钱助民的一天。
朝廷为了推行新政将富户压榨的没活路，以後怎麽办？
当百姓发现辛辛苦苦攒钱提升户等最後却还是要被压榨到一无所有时他们还愿意再起早贪黑的劳作吗？
那不是为百姓谋福，而是断了百姓的希望。
要是努力就能过上好日子，民间哪儿有那麽多百姓宁愿贱卖田産也不愿成为上等户来避开差役？
募役法在尽量移开差役这座大山，结果这边山还没开始挪老王就有砸下来一座更重的山，所以他和老王吵架不能怪他。
後世的农村户口能分田分钱，大宋的农村户口简直跟犯了天条似的什麽事情都能找上门。
税需要他们交，差役需要他们服，打仗征兵还得他们出人，要不要这麽逮着一只羊薅羊毛？
大宋的军队数量的确要裁，裁撤的数量还不能少，朝廷每年花出去那麽多军费不能全都打水漂，怎麽着也得见点成效才行。
像现在这样除了边军只有四支上等禁军的战斗力能看得过去未免太拉胯，就算下等禁军不能指望，中等的总能指望指望吧。
所以说在裁军之前得先把官场整顿一遍，不然得罪军队同样是扰乱民间治安，推行保甲就是先把治安弄乱然後再去治理，说难听点就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再说了，现在民间的治安有乱到地方官衙管理不了的程度吗？
没有！
这些年推行新法本就是在努力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只要百姓能安心度日，民间治安自然就能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