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仁宗皇帝怎麽想的，上朝的时候把那封奏疏念个文武百官听，这下朝中吵的更厉害了，毕竟谁都不觉得自己是小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直接把局面搅和的乱成一锅粥。
大概仁宗皇帝也没想到事态会变成这样，为了让朝臣不再吵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说他相信范仲淹欧阳修等人都是一心为国毫无私心的好臣子。
话是这麽说，说完没几天欧阳公就被贬去了地方。
尽管那时候没有用“贬”这个字眼儿，仁宗皇帝还让他不要因为离京就松懈，在地方上遇到什麽事情要立刻向朝廷上奏，但是明眼人都知道这是被贬出了京城。
新党的势头被削弱，新政的前途也开始不确定。
在京城当官的都不是傻子，仁宗皇帝把新党的主力干将欧阳修逐出京城足以看出他对新党的不满，皇帝对新党不满，那些被新党斥为小人的旧党大臣自然不会什麽都不干。
新政推行不过半年，夏英公便再次出手，这次是拿写《庆历圣德颂》的石介来开刀。
苏景殊两眼无神的看着门口，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古人诚不欺我。
做人不能嘚瑟，做事也不能嘚瑟，不然就可能会栽大跟头。
夏英公宦海沉浮几十年，早年担任枢密副使时被当时的宰相吕夷简逐出京城，之後在地方干了十多年政绩颇丰，但是却直到庆历三年初吕夷简退下去时才又重新位列宰辅。
飘零地方十余载，本以为是苦尽甘来，没想到这次的枢密使才当了三个月就被石介等人指着鼻子骂奸佞小人，之後更因为这事儿被撤职逐出京城，泥菩萨尚有三分火气，他不气炸才怪。
所以说，石先生被他记恨太正常了。
被气疯了的夏英公设了个局，他家里有个能临摹任何人笔迹的小妾萧娘，重点就在这个能临摹任何人的笔迹上。
夏英公截了石先生给富弼富相公的信，让萧娘将信重新抄一遍，将里面的行“伊、周”之事改成了行“伊、霍”之事，变了一个字，整封信的意思就都不一样了。
行“伊、周”之事是希望富相公能成为一代良相，行“伊、霍”之事完全不一样，那是让富相公废立皇帝好把持朝政，这还能得了？
富相公和石先生肯定不会谋反，架不住仁宗皇帝疑心重，夏英公又让萧娘仿造石先生的笔迹写了封废立诏书让宫里的宦官送到皇帝面前说是在民间不经意间看到的，激的仁宗皇帝立刻派了侍卫去抓人。
虽然派出去的侍卫在抓到人之前就又被冷静下来的仁宗皇帝紧急喊了回去，但是他之後的态度让朝中衆臣都摸不准到底是什麽意思，新党也拿不出证据自证清白，谋反是祸及九族的大罪，一旦被扣到他们身上所有人都玩儿完，就算再不甘心也只能收手。
范文正公离京前往西北边境，富相公去河北防范辽国，余靖余大人出使辽国，早已去了河东的欧阳公之後也被贬去滁州任知州。
哦，除了夏英公做局之外，新党成员自个儿嘴巴不消停也要为新政失败负责。
石先生和欧阳公那两篇得罪人的文章就不用说了，直接把他们新党弄成了朝堂公敌，之後监进奏院苏舜钦招妓开宴会公款吃喝，席间有人喝大了直接羞辱孔子和周公。
——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听听听听，妥妥的大不敬啊！
新党的政敌看到送到手上的刀子高兴的很，铺天盖地的弹劾下来直接把当时负责推行新政的中间层一网打尽全贬地方去了。
新政就此驾鹤西去，享年不到两岁。
十五年後，新政重生归来，誓要这天下付出代价……
咳咳，总之就是，现在的局面和十五年前真的很像，各种意义上的像，只有一点，当年欧阳公口中那些办事一定有始有终的君子们的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甚至已有分崩离析的趋势。
小小苏大人打起精神，不行，他不能明知道後面可能会发生什麽还坐视不管，小金大腿，到你出场的时候了。
他大概能猜出来韩相公富相公欧阳公这些推行新政的主力干臣现在为什麽反对变法，简单来说就是之前变法踩的坑太多了，他们是找到了整顿吏治解决冗官冗费的法子，奈何好法子实施不下去，连京城都没出就被歪曲成他们想不到的样子，再来一次会比十五年前更好吗？
只怕未必。
朝廷後来不是没有想过重新推行新政，仁宗皇帝在位最後几年，包大人还曾主持过昔年庆历新政的重中之重方田均税，庆历年间主持这事儿的是欧阳公，两个亲自推行过这个政策的人在回京後态度都发生转变，政策是好政策，推行不下去也是白搭。
他们可以亲自主持一乡一县一州，却没法保证全大宋都和他们主持的地方一样，地方官不作为非但没法让局面好转反而会越来越坏。
比如这方田均税法，朝廷制定这个政策的本意是禁止地主豪强藏地漏税，防止他们将赋税转移到无地少地的农人身上，然而真正运行下去才知道有多难。
官府有兵丁，豪强大户有佃农，每到一处都要先勾心斗角打上一仗才能丈量土地，大宋那麽多地猴年马月才能丈量完？官府没有别的事情要干了是吗？
所以欧阳公回到京城後不再一门心思的推行新政，而是转而进行科举改革培养人才。
天下那麽大，一个人两个人是杯水车薪，只有培养出足够多的为国为民的官才能真正将新政推行下去。
科举改革才进行了两届，选拔出来的进士满打满算也不过千人，嘉佑二年的进士在地方历练过一轮勉强可以从中挑选合适的人委以重任，治平二年的进士刚进官场没两年，能不能扛事儿还看不出来，就算要再啓新政也不能在现在这个时候。
韩相公富相公乃至欧阳公估计都是这麽想的，朝中能用之人不足以支撑新政，这事儿得从长计议。
庆历年间精通钱谷刑名的人才不在少数，可惜太多人不坚定，改革变法最忌讳摇摆不定，如果不能一条路走到死那还不如不变。
经历过庆历新政的老臣们想的是细水长流慢慢来，官家和老王着急看到成效想大刀阔斧的改，两边达不成共识只能僵持下去。